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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拼尽全力给孩子正确的养育,他们长大后却在诉说他们的空虚和迷惑

2016-12-26 11:31 167 0
简介
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,那就是诗人菲利普·拉金言之有理:“他们害了你,你爸和你妈。虽然不是故意的,但他们的确害了你。”当时,我生下儿子不久,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。脑中想着孩子,手头却还要准备 ...


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,那就是诗人菲利普·拉金言之有理:


“他们害了你,你爸和你妈。

虽然不是故意的,但他们的确害了你。”


当时,我生下儿子不久,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。脑中想着孩子,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,在这种情况下,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。


当然,每个人都知道,麻辣老妈和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、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,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。


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,而在这个区间,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。作为一名妈妈,我很想做对。


但是什么才是“对”呢?带着这个问题,我走进书店,立马眼花缭乱:


布莱泽顿、斯波克,还是希尔斯?

幼儿中心派、家长中心派,还是合作派?……


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?


好消息是,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、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·威尼康特看来,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,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。


用他的话说,只须当一个“过得去的妈妈”就好了。


不过,过去所有研究——从约翰·鲍尔比的“依恋理论”,到哈里·哈尔洛的猴子实验——都表明: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,误解了他们的信号,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,几十年后,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(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),坐在沙发上,靠着一盒纸巾,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,爸爸又没做到什么——每周50分钟,有时长达数年。


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,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,提供一种“矫正性情感经验”,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,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—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,更加体贴、更具共情的回应。


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。



特殊的病人


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。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,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。


但是很快,我遇到了一个例外,这个姑娘20多岁,聪慧美貌,姑且称她为丽齐。


丽齐有坚实的友情、亲密的家庭,和极度空虚的感觉。她告诉我,之所来咨询,是因为她“就是不快活”。


她还说,令人沮丧的是,她找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。她说她有一对“棒极了”的父母,两个出色的手足,支持她的朋友,极佳的教育,很酷的工作,健康的身体,漂亮的房子。


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。


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?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、怕犯错误、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?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“惊人”、觉得“心中总有一个空洞”呢?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“飘忽不定”呢?


我被难住了。


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、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、爱贬低人、杂乱无章的照料者,问题出在哪里?


当我试图弄明白时,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: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。


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,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,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,不能维持良好的“亲密”关系,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——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。


恰恰相反,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“崇拜”父母,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“最贴心的朋友”,从来都是有求必应,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(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),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。


毕竟,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!



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。


童年一般都不完美,那么,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,为何会如此迷茫、不自信?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。


但相处一段时间后,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。


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——


•给他们“发现自己”的自由

•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

•接送他们上学放学

•陪他们做作业

•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

•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

•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(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)

•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,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(运用“逻辑后果”来替代惩罚)


一句话,这些父母很“体贴”,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。


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,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,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。


直到有一天,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: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?


是啊,我,还有无数同样的人,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,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,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。


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,我们拼尽全力、精疲力竭,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,诉说他们感觉空虚、迷惑、焦虑。


我读博士时,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,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,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,这些孩子又如何呢?


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


在美国,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,因为风险太大,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。


在不同门派之间,一直剑拔弩张:亲密育儿派 VS 严格教导派,儿童中心派 VS 家长中心派,社会风向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。


不过,即便在推崇“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”的20年代(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~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“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,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。”),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:


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、幸福的成年人。

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,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。


不过,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: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。



如今,光是幸福还不够,你得更幸福。


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“寻求大致满足”变异为“你必须任何时候、各个方面都幸福”。


“我幸福,”格雷琴·鲁宾在畅销书《幸福工程》中写道:“但我还应该更幸福。”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,变成一场举国运动。


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?鲁宾也不确定。


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:拥有绝佳的父母,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(并富有)的丈夫,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,一大帮朋友,在上东区买了豪宅,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……


尽管如此,鲁宾仍不满意,“似乎缺了点什么”。


为了消解“忧郁、不安、低落和四散的内疚”,她开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:列出行动清单,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,不断收拾衣橱。


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,鲁宾承认她仍在挣扎。她写道:“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。”接着她揭示了所谓“成年的奥秘”之一:“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。”


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。


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,是很棒的一个东西,”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·施瓦兹说,“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,只会导致灾难。


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,却适得其反。


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: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,避免让他们不幸福,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?
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·波恩说,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


在临床实践中,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、焦虑或者失望。当孩子长大,面对正常的挫折,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。


他说:当学步儿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,刚刚倒地,还没来得及哭呢,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,抱起孩子,开始安慰。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——不仅在游乐场,而且在生活中。


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困惑,给她一点时间,让她明白发生了什么(“噢,我跌倒了”),让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,并且试图自己爬起来,她就不会知道难受是什么感觉,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。


这些孩子上大学时,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,而不会自己找办法解决问题。


假如,当孩子被石头绊倒,父母允许她自己恢复一秒钟,再去安抚她的话,孩子就学习到:“刚才有一秒钟挺吓人的,但我现在没事儿了。如果有不快的事情发生,我能自己摆平。”


波恩说,多数情况下,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,但很多父母永远弄不懂这一点,因为他们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援手。


这让我回忆起自己当儿子在沙坑里摔倒时一个箭步冲上前。


回忆起儿子四岁时,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,我当时第一想法是:不能告诉他。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(有次他注意到她戴着顶头巾,问我她是不是正统派犹太教徒,我胆怯地说“不是,她就是喜欢头巾”。)


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,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,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,所以,在不说谎的情况下(我们这些明理的、体贴的家长可不能对孩子撒谎啊),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,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“为什么”。


最终,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。他问了很多问题,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。


总之,用波恩的话说,我对儿子的信任让他更加信任我,并最终更有安全感。


▲通过告知他这件事,我传达了一个信息: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,而我会在一旁帮助他度过难关。

▲如果不告诉他,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:我觉得他处理不了难受。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隐含的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。


哈佛大学讲师、儿童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表示,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,就无法发展“心理上的免疫力”


“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,”他解释说,“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,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应对进攻。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、失败和挣扎。


我认识这样的父母:一旦孩子没有入选棒球队或者在全校演出里获得角色,他们就给学校打电话抱怨。


还有一个孩子,说他不喜欢跟他一起乘车上学的另外一个孩子,而父母没有让孩子学会如何容忍他人,却干脆亲自开车送孩子上学。


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没有体验过任何困苦。所谓文明,就是学会适应不够完美的情况,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,为孩子铺平道路


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·莫格尔,10年前出版了《放下孩子》一书后,成为美国多所学校的顾问。


她告诉我,过去几年间,大学招生部主任们汇报,现在“茶杯”式新生越来越多———他们是如此脆弱,稍稍碰壁,就有可能碎掉。“


父母出于好意,在其整个童年期替他们消化掉了所有的忧虑,”莫格尔评论说,“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。”


   无私与自私


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。


“即便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父母,你还是会经历不那么开心的时光,”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·布卢姆说,“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,才会有适应性。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,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。


一个莫大的“如果”。


布卢姆相信,我们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离开,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。


不错,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、精力和财富,但那是为了谁?


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,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,”布卢姆说着叹了一口气。


我问他为什么叹气,他解释道,“目睹这种现象令人伤感。我曾无数次告诉家长,他们因为自身的心理问题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过多关注。如果一个心理医生告诉你——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话,你应该知道问题已经很严重了!”


去年十月,在为《纽约时报杂志》撰写的一篇文章中,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瑞内·巴彻描述了送女儿去美国东北部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。


巴彻本来想从其他身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,没想到人家正忙着给孩子的大学宿舍买冰箱,或者冲回家帮助中学生孩子关电脑。


于是巴彻也不时去女儿宿舍,找各种借口挑剔女儿的寓友,以帮忙搬家为由待上很久,开始她辩解说是为了女儿好,但最终承认:“人家所说的‘直升机父母’就是我这种人。”


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。


莫格尔说,每年开学时,父母们赖在校园里不走,大学管理者不得不动用各种招数“驱赶”新生父母。


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结尾时加了一曲风笛演奏——第一曲带领新生到下一个活动场合,第二曲意在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。


佛蒙特大学聘用了“家长驱逐员”,专门负责把紧跟不放的家长挡在门外。


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“家长接待院长”,专门对付难缠的成年人。


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,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,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。


“被爱和被时时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,”丹·肯德隆说。他承认甚至连他自己都在纠结当中。“我马上就变成空巢家长了,”他说。“有时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学申请表给烧了,这样我就有人陪伴了。


我们的社区比以前小了——我们成年后几乎与世隔绝,更多的人离婚——我们真心想与孩子相处更多时光。我们渴望甚至有赖于他们把我们当成知己,而不是仅仅要他们感念我们。


我们每天和孩子互发多条短信,如果错过了短信就会怅然若失。所以当孩子为小事求我们帮忙时,我们不但不生气,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。”


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。


“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的话,”肯德隆问,“你是想因为他没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、让他生气呢,还是一起玩儿个游戏?


我们不再给孩子立规矩了,因为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时刻喜欢我们,尽管有时侯让他们受不了我们其实对他们来说更健康。”


肯德隆还观察到,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,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。与此同时,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——更多陪伴,更多成就,更多幸福,在此过程中,无私(让孩子幸福)与自私(让我们自己高兴)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

“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———做一个幸福的银行家,幸福的外科医生,”巴里·施瓦兹说,尽管那些职业“不一定让人幸福”。


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,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,他们不会那么高兴,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。


“他们高兴,但我们不高兴。”施瓦兹说,“尽管我们说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,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,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,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,我们并不清楚。”


施瓦兹的话令我回忆起和一名夏令营营长的对话。


她当时在对我介绍我儿子那个年龄组的活动,当说到篮球、T-ball、足球等时,她飞快地说,“当然都是非竞赛性的,我们不鼓励竞赛。”


我忍不住笑起来,竞赛原来是洪水猛兽啊,孩子们避之惟恐不及。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,这是不是家长们化解自己竞争天性的手段呢?


我们采纳的其实是“鱼和熊掌兼得”的态度: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,同时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须的牺牲和挣扎。


温迪·莫格尔说,在她接触的家长中,有不少人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业上多花时间,连最基本简单的家务事都不让孩子做。


这些家长到底是太放纵了(不用做家务),还是太狠心了(教导孩子好成绩比做一名负责任的家庭成员更重要)?


莫格尔和肯德隆同意,无论表面形式如何——偏执于快乐还是偏执于成就——家长的过分投入都是在制造自恋的一代,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伤害。


选择与安全感


讽刺的是,在很大程度上,自信与一个人将来会否开心关系不大,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,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。


琼·图文齐说,研究表明,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、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,具备了这些品性,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。


但是现在,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。


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,她举例说,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,她忙着签到时,孩子跑到一边玩,跟另一个孩子发生了冲突。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,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。


两人争吵了一会儿,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。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,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。


但妈妈不干了,跑过去讲道理,说“这不公平”,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。


“你看,孩子本来没事了,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,但她破坏了这一切。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,但这种事时有发生,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”


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,这些年来,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到孩子的成长之路。“入学之后,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,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。


“因为在某些时候,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。”这位老师还说,还有很多父母,自以为设定了限制,事实上却没有。


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,家长先是拒绝,几经谈判后却让了步。“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,问‘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?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?’我会说,‘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,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。’”


巴里·施瓦兹认为,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,结果却出乎意料。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:有选择是好的,选择越多越好,”他说,“但这不是事实。”


当选择更少时,孩子更有安全感,更不焦虑。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,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。


研究显示,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,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,”施瓦兹告诉我,“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,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。


很多父母告诉孩子,‘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,可以随时退出,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,可以去尝试其他。’那么,当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,有什么好奇怪的呢?”


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。“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: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,所以他们花费多年,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。他们没弄明白,他们应该寻找‘过得去’的答案,而不是完美答案。”


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,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: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。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所言:“当他们感觉不爽,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。”


莫吉尔说得更坦率: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,她称之为“残废的皇族”。


作为一名母亲,我对此再熟悉不过。


我从来不对儿子说:“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,”而是说:“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?”周六我会说,“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?”


和许多父母一样,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,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。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,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,更加失去控制。


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,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,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。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,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———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。


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,那就是:如果我们做对了,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,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。这是一种误会,养育虽然重要,却不能胜过天性,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。


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,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;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、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,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。


事实上,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,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。


就像温迪·莫吉尔说的:“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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